中国PE 之怪现象

  如果对今天A股上市公司做一个调查，恐怕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公司都在琢磨着进入PE（或者早期一点的VC）这样的领域。如果问的是已经有多元化布局的上市公司，那么考虑该做PE的肯定超过一半。通常情况下，一家做通讯设备的公司不会想到去做汽车，唯独PE似乎只要自己兜里有点启动资金就绝对没入市门槛。于是，一方面上市公司对此趋之若鹜；另一方面，很多所谓的“富二代”感觉自己父辈的产业太辛苦，远没有KKR性感，因此他们对接班没有多大兴趣却希望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新一代PE掌门人。人们对一个行业没有敬畏之心到如此程度，你了解这一个行业一定离成熟还有非常长的距离。中国的PE行业在可预见的未来一定会是一片红海，海里面不靠谱的比靠谱的多，淹死的比保命的多，洗三轮牌都未必能洗干净。

  中国经济快速地发展了30年，造就了一批大国企，也造就了一批富一代、富二代，但还只有少数的时间孕育出一批心态良好的合格LP。由于有钱的人—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都还沉浸在打江山的激情与豪迈里，因此他们很自然会感觉自己走路带风无往不胜什么都会什么都懂。在这样的心态下，他们宁愿自己交出昂贵的学费，也不愿意对专业团队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授权。因此，很多中国的LP都最后变成了投资委员会上的决策者，角色的混淆势必导致GP功能的衰退。

  在中国，很多PE基金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对冲基金。他们基本上没什么禁忌，无论是成长期还是扩张期，也无论是上市前还是上市后，什么都可以做，什么行业都可以投。这一方面是因这些基金还只有少数长久的成功和失败的历史帮他们形成纪律感和边界感，另一方面也是因很多本应由传统PE捕捉的机会在中国因为种种原因还不是可以自由进出的开放领地，因此他们面对的可投资的机会其实有限。

  和钱钟书老先生说的差不多，PE管理公司也是城里城外互相看。有美元基金的都想做人民币基金，做了人民币基金的也都想设美元基金。最后的结果是：同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真正有判断力的关键决策者就那么几个人，却要同时管理不同LP构成的两个不同币种的基金。虽然名义上谁都可以在中间划堵墙来规避利益冲突，但这堵墙是水泥墙还是纸墙、是铜墙铁壁还是形同虚设，其实他们自己心里清楚极了。

  世界上恐怕没有一点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会像中国的地方政府这么深地参与到具体项目的牵线搭桥和最终审批中，也没有一点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资当成这么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也因此，越是大PE机构（也包括一些VC）的负责人，越要花精力和时间同省长市长、书记主任沟通和联谊。

  在西方成熟市场，PE基金在投入股权资本的同时往往会对被投资公司进行整体的资本结构优化，从而最大限度地放大潜在价值提升空间。而在中国，由于商业银行对于杠杆收购还比较陌生，对于私募股权投资项目也还没形成系统的评估能力，因此在这些交易中鲜有参与。同此同时，夹层资本也还没有大量涌现。在这种情况下，PE进行资本结构重组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于是他们投资除了金额大一点以外本质上和VC没有太大的区别—投资时看人看事看市场，没有过多的技术上的含金量；投资后只能靠帮企业建立激励机制、介绍客户资源、猎头等别的方面的增值服务来验证自己的价值，靠释放企业内部潜能和市场本身的增长来实现自身的投资增值。

  当然，和很多其它的事情一样，这都是阶段性造成的。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因此必然会有这些“怪现状”。但是，人会变老，中国的PE行业也一定会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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